中非之安哥拉诗魂

　　每当忆起他，我的心就像刀割，像火烧。

　　我同他并不熟识，只不过是点头之交。那是1966 年在亚非作家常设局北京执行书记处工作的时候。一天，办公室里来了一位皮肤黝黑的非洲人，挺直的身躯，微曲的卷发，显得英姿勃勃。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好像能把一切看穿似的。同事告诉我，他是一位追求光明的诗人，一位争取民族自由与解放的战士。当时，他的祖国仍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经过四处流亡，他满怀欣喜来到他视为“世界革命堡垒”的中国。岂料，“革命的堡垒”未能保护他这样的革命者。在迅即而来的那场惨绝人寰的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这个异邦友人竟也未能幸免，被迫害而死。

　　而今，他含冤而死已经16 年了，国外不断有人撰文纪念他，还有人在给他出书写传。但是，在其冤魂所系、尸骨所在的中国，至今却没有看到一篇悼念他的诗文。这使我悲恸的心上，不免又增添一层愤懑，厚厚的一层愤懑。他的名字，现在的中国青年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知道他的，可能只有关心非洲问题或研究非洲文学的少数人了。他就是维里亚托·达·克鲁兹，安哥拉已故著名诗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不屈斗士。

　　克鲁兹1928 年生于安哥拉西部昂博因港附近的农村，是葡萄牙和安哥拉混血种人。他幼年在葡萄牙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按葡萄牙殖民当局规定，他本属于可以受到优待的“文明人”。但他并不“安分”，偏愿同被列为“野蛮人”的广大黑人为伍。他同后来也成为安哥拉著名诗人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马里奥·德·安德拉戴一起，为黑人居民创办秘密学校和图书馆，想从文化教育入手，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民族主义启蒙工作。1948 年，他们发起成立“安哥拉新知识分子运动”，以“让我们发现安哥拉”为口号，进行爱国文化运动的组织与宣传。1950 年，他们又发起组织“安哥拉新诗人运动”，出版《安哥拉新诗人诗集》，创办《信使——安哥拉人之声》杂志，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感情。

　　克鲁兹的诗作经常发表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刊物上，入选在葡萄牙语黑人诗选中，并在1961 年于里斯本结集出版。安德拉戴对他极为推崇，说他的诗作“对安哥拉土著居民的生活作了真实的描写”，“内容是爱国的，形式是民族的，语言是大众的，感情是火热的，”在安哥拉乃至整个黑非洲“开创了新一代诗风”。因此，他同安德拉戴和安哥拉独立后第一任总统阿格斯提纽·内图，被非洲文学史家并称为“安哥拉现代三大诗人”。

　　克鲁兹在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争取安哥拉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他是1956 年创立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总书记。1957 年，由于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追捕，他被迫流亡国外。1959 年，葡萄牙殖民当局以“危害国内安全和民族团结”的罪名对他进行“缺席审判”。他不畏惧，不屈服，多次以安哥拉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政治、文化和文学活动，坚持不懈地为安哥拉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奔走呼号。 1962 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由于内部出现政治分歧而分裂，克鲁兹被排除出领导机构。他于是努力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新出路，但没有成功，思想一时陷于极度的苦闷与彷徨之中。克鲁兹热爱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看作安哥拉人民的榜样。从1958年到1964 年，他以作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四次访华。1958 年10月，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上，他结交了出席会议的中国作家肖三、杨朔、戈宝权。会后，他同安德拉戴一起访华。他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所感动，欣然命笔，写下了几首热情洋溢的诗篇。他在诗中写道，他看到了摆脱奴役之后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意志的力量”、“集体劳动的力量”，内心“充满幸福和希望”。克鲁兹确实真诚地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1966 年，他在探寻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道路受挫的时刻，似乎从正在中国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看到希望，毅然再次来到北京，并决定长期居住下来。当年10 月1 日，在中国国庆大会上，他代表在京的外国朋友，在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欢呼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他以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战士的名义对“掀起革命高潮的红卫兵”表示敬意。他满怀激情地说，中国永远站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前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又一大贡献”，这场革命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坚定性、一贯性和彻底性的又一明证”。

　　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全中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克鲁兹本来就对中国革命怀有真挚的感情，现在又受到这种“革命气氛”的感染，讲话的调子不谓不高。正因为如此，他很快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誉为“革命左派的榜样”。只可惜这个榜样树起不多久，就“变色”了，变成“假革命的黑样板”。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66 年6 月，克鲁兹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后，就到由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迁到北京的亚非作家常设局执行书记处工作，为常设局编辑出版的《号召》杂志作法文翻译。有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标语上街之后，有人反映，克鲁兹在友谊宾馆的家中仍挂着“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照片。经查，那是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作家后的一张合影。合影每个代表都赠发一份。克鲁兹作为一种荣耀，一直把这张合影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刘少奇“被点名”一事，作为密切关注着中国命运的一位革命者，克鲁兹是知道的。但他从未意识到挂这样一张合影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当有人奉命暗示他将合影从墙上取下时，他淡然处之，没有理会。当有人正式劝告他取下时，他明确地表示拒绝。他振振有词：这是一张历史照片。不管刘少奇现在有什么问题，他当时是中国领导人，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在这张照片上，还有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因刘少奇一人就殃及其他的人呢？他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但在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有道理又有何用。“你既然是在中国，你就必须把它取下来，”最后近乎是下命令了。克鲁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一种倔犟脾气，思想不通，决不屈从。这样，双方由握手言欢发展到怒目相对。

　　克鲁兹的“革命左派”的牌子很快就倒了。先是说，他拥护“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文化大革命。后来，又搜集到他一些言论，说他“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悲观”，“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这样，在那个罗织罪状盛行的年代，他就暗暗背上了“恶毒反华、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这种罪名虽未正式宣布，却很快落到实处：1969 年3 月，亚非作家常设局执行书记处解除其工作，中国有关方面则下了逐客令，要求他离开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他这样一个为亚非作家运动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知名作家被排除在亚非作家运动之外，使他这样一个将中国一直视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职业革命者难以在北京容身？从被作为国际友人中革命左派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到实际上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要驱逐出境，为时仅两年半时间。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原委，他看来是明白的，但却未必理解。令人敬佩和赞叹的是，面对丢掉饭碗和栖身之所的双重打击，他一没有屈服，放弃自己的看法，二没有求饶，硬赖在中国不走。他多方奔走联络，寻求新的旅居地。但是，他这样一个“亲中国”的革命者，一个被中国赶走的“反革命”，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谁都不愿意接收。

　　在走投无路之际，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1971 年，他同妻子、女儿从国际友人的身份被贬为外国侨民，勒令从接待外国贵宾的友谊宾馆迁到丰台的普通居民区；每个月三百多元的工资停发，只提供一百元的生活费。他生活无保障，精神失常，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他几次同中国工作人员发生争吵，闹得很不愉快。后来，不知什么人揭发，说他私藏有武器，可能图谋不轨。有关部门不经仔细调查就对其住宅进行搜查，结果是一无所获。

　　政治迫害，精神打击，生活无着，这样困窘的情况，使他积郁成疾。1973年6 月13 日，他因心肌梗塞在北京长逝。没有发讣告，没有吊唁活动，更没有开追悼会。遗体埋葬在北京市郊的外国侨民公墓里。墓前只有他的遗孀和遗孤的四行眼泪。一年后，他的遗孀携孤女悲怆地向他告别，离开北京，投奔巴黎的亲戚。据说，她们母女二人现已回到获得独立的祖国安哥拉。而克鲁兹的遗骨，仍埋在北京市郊的黄土之下。十六个春秋已去，他那凄楚的冤魂，又有谁来祭奠呢？在中国文艺界，熟悉克鲁兹的人，杨朔、韩北屏、肖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尽迫害，先后故去。同他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的人，有林元和李茂斋，他们前几年也先后作古。这也许是中国至今无一篇悼念他的文字见诸报刊的原因之一吧。但可以告慰的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将他遗忘。“文化大革命”劫难之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及同他共过事的中国朋友，经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事情真相，洗去了“文化大革命”泼在他身上的泥污，纠正了他那虽未正式宣布、但实际上一时已成定论的冤假错案。终其一生，克鲁兹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矢志不渝。无论为人还是为文，这都是极可宝贵的。他一生的动人心魄、感人肺腑之处，也许正是在这里。安哥拉诗魂啊，中国永远是你的故乡，但愿你在她的怀抱中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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