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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

作者:地理人来源:未知 时间:2022-08-01 阅读: 字体: 在线投稿

  疫灾与人类相始终。人类医学进步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疫灾不断斗争并战胜疫灾的历史。中国记载疫灾的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了“疫”字。秦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山海经》和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就有了疫灾流行与动植物、气候等自然环境要素关系的论述。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口密度大,疫灾易于流行,是个多疫之国。古人一方面不断地遭受着疫灾侵袭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记录着这些痛苦以警示后人。正史、方志、实录、档案、文集、医案、报刊等各类历史文献都记录下了丰富的疫灾史料。这些疫灾史料虽然分布零散,但历时长、总量多,可谓汗牛充栋。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们广泛搜罗历史文献中的疫灾史料,以编年体方式,编撰完成了五卷本共280多万字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根据我们的研究,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前770年至1949年)的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疫灾频度达32.83%,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其中,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年至220年)的疫灾频度为5.74%;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的疫灾频度为12.40%,是中国历史上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疫灾频度为35.12%,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疫灾频度为53.29%,元代(1279—1368年)的疫灾频度为57.78%,明代(1368—1644年)的疫灾频度为78.34%,清代(1644—1911年)的疫灾频度为98.51%,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疫灾频度为100.00%。自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且居高不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疫灾高峰期。近3000年来,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疫灾流行既是社会文化现象也是自然生态现象

  疫灾的发生,既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因此,疫灾流行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

  从社会规律看,一是疫灾流行的规模与人口状况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疫病大多是近邻接触型传播,疫灾大都是密度依赖型灾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国由先秦两汉时期约20年一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约5年一流行,发展到北宋时期的3年一流行,民国时期的无年不流行。二是疫灾流行的强度与人类干扰自然的深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历史上,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而且疫病的致病能力也不断增加,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如东晋时期出现的天花,南宋时期出现的鼠疫,清朝时期出现的霍乱。

  从自然规律看,一是疫灾流行的长期趋势受气候变迁趋势制约。寒冷期气候变化大,自然灾害频繁,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自然灾害较少,疫灾也相对稀少。二是疫灾流行的季节变化受气候变化制约。总体而言,湿热气候有利于疫灾流行,寒冷气候不利于疫灾流行。因此,夏秋季节疫灾频发,冬春季节疫灾稀少。三是疫灾流行的空间分异受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异制约。我国东南半壁人口稠密,西北半壁人口稀少,历史上疫灾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我国南方地区相对温暖湿润,北方地区相对寒冷干燥,因而南方地区的疫灾多于北方地区。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人类长期适应自然生态的产物,它们对疫灾空间分布的影响也是自然规律制约的体现,如晚清民国江南水乡的生活方式导致霍乱年年流行。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制约,中国历史上的疫灾流行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即人口稠密地区多于人口稀疏地区;城市地区多于乡村地区;交通沿线地区多于偏僻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多于自然灾害稀少地区;自然疫源地地区多于非自然疫源地地区。

  本文标题: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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